1935年陕北吴起镇迎来中央红军：贾拓夫等四位陕西革命者的关键指引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带着漫长跋涉后的风尘与牺牲，终于在陕北吴起镇落下脚步。那日，吴起镇一带的土路上，红军战士们的靴底踩出深深的印痕。村里人都说，这些身上泥土和汗水味道交融的汉子，看着瘦削却眼神里有股说不出的硬气。其实，要说中央红军为何最终落脚于此，故事还得从长征后期的一个关键节点说起。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曾经试图在八个不同的地方落脚，但每一次都因敌情紧急或地形不利而被迫放弃。直到哈达铺修整时，毛泽东从报纸上发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坚守，根据地尚存一线生机。现场，叶剑英随即推荐贾拓夫向毛泽东介绍陕甘革命情况。贾拓夫——陕西神木人，1928年入党，曾在陕北特委和省委担任要职，是唯一随中央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陕籍革命者。他那天面对毛泽东，言语中夹杂着陕北口音，详细描绘了当地的地形、经济状况和百姓的革命传统。贾拓夫还提及刘志丹等早年艰辛创建红军的经历，让中央领导对陕甘革命历史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毛泽东听后沉默片刻，最后说了句：“到陕北去，去靠刘志丹！”身旁的张德生，榆林人，1930年入党，曾在府谷和甘宁青一带组织斗争，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正好与中央红军会师。张德生和贾拓夫一起，协助中央领导了解陕甘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指引红军最终踏上陕北的土地。

陕北的村庄多是窑洞，秋风一过尘土飞扬。当地人习惯自制油饼、喝碗小米粥，红军到来前，村头集市上偶有赶集人抱怨粮食紧张。那日毛泽东抵达吴起镇时，身旁警卫员悄声嘀咕，“这地方看着穷，可人心硬实。”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却迎来新的难题。当时根据地正遭受反“围剿”，肃反扩大化，刘志丹等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人被错误关押。就在这关键时刻，张明科和龚逢春两位陕籍革命者及时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张明科，陕西保安人，曾是刘志丹家里的长工，后来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参加红二十六军。红军刚到吴起镇那天，他作为保安游击队队长，第二天就见到毛泽东。张明科说话朴实，回答问题时还会挠挠头，向主席详细汇报当地游击队和红军现状，并勇敢地说明了刘志丹等人被捕的情形。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隔两天，龚逢春来到毛泽东身边。他是陕西城固人，1930年入党，曾任红26军42师政治部主任。龚逢春汇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军发展状况，明确请求中央迅速纠正错误，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干部。毛泽东当场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等携电令前往瓦窑堡执行放人命令。正是张明科和龚逢春的如实汇报，才让中央及时化解了危机，陕甘根据地得以稳定，为红军团结一致打破第三次反“围剿”扫清了障碍。

听说那阵，吴起镇周围的百姓都在议论，中央红军能不能在这片黄土坡上扎下根。老人们回忆，毛主席离开吴起镇前又召见张明科，把随身的德国造勃朗宁手枪送给他，当时连身边警卫都愣了下神。那支手枪，张明科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后，后来捐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据说现在，全国只有这一支毛泽东用过的手枪还在馆里展览。

插叙一句，1930年代的陕北交通主要靠驴车和步行，村与村之间常见土路，逢赶集时人群熙熙攘攘；而军队传达命令，主要靠口头和纸质文件，偶有战士在夜里点灯抄录要事。街头巷尾，孩子们常跟着红军喊口号，妇女们则在家门口支锅做饭，等着分发红军送来的粗粮。

再回主线，四位陕籍革命者之后的经历也各有起伏。贾拓夫，被毛泽东称为“陕北的才子”，后来任陕西省委书记、首任西安市长，又多次协助陈云、李富春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可惜1959年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错定，“文革”中受到迫害，1967年辞世。

张德生，长征后历任陕北和甘肃省委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长期为党工作，因积劳成疾于1965年病逝。

张明科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团政委、省民政厅副厅长、地委副书记，2002年离世，享副省级待遇。

龚逢春建国后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1978年病逝。中央悼词里还特别提到，他是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第一个迎见毛泽东的根据地领导干部，向主席汇报了肃反恶果和根据地实情，帮助党中央力挽狂澜。

如今，在陕北吴起镇的旧窑洞旁，偶尔还能听见老人们念叨当年的事，说贾拓夫和张德生来过这里，毛主席送手枪的故事也总有人提起。有时候清晨，镇上的炊烟还和九十年前一样，顺着山坡悠悠升起，像是把那些旧岁月又悄悄牵回了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