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面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并危害我党和红军的严重局面，党中央毅然决定率领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直属纵队，从巴西地区继续踏上北上的征程。

9月10日，党中央向张国焘发出电报指示：“经慎重考虑，中央明确指出，北上的战略方针绝不应有所变动。左路军应立即启程北上，一旦东进遭遇不利，亦可考虑西渡黄河，进军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地，随后再转向东方推进。”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俄界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对张国焘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并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次会议上，教员就与四方面军领导层之间的争论及未来战略方针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报告和总结。

教员明确指出，现阶段，我们应当采取游击战术，向苏联边界推进。这一战略方向，目前已成为我们的根本指导方针。中央应持续贯彻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在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之际，我们理应在川、陕、甘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目前，仅有一方面军的主力——即第一、第三军北上行动，因此，现阶段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开展游击战，建立与国际的联系，以获取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同时整饬和休整兵力，壮大红军的规模。

作为国际支部的一员，我们深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紧密相连。为此，我们计划在苏联边界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以此为跳板向东拓展。若非如此，我们恐怕将不得不长期从事游击战。通过游击战，我们有望打通国际援助的通道，从而有效击破敌人的堡垒策略。

教员在结论中进一步强调：就当前的战略部署而言，原定在川、陕、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有所调整。原因在于，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已各自为战，张国焘率部南下，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我们并未陷入低谷，而是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大规模地予以反击。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指出，鉴于一、四方面军已分兵作战，我军实力有所削弱，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不得不作出调整。当前，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旨在打破国际封锁，同时扩大国内战场的规模。我们必须明确，即便在国际援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能力自行推进战事。

中国的革命事业理应获得国际社会的指导与政治支持。然而，近期与国际的联络中断，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俄界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是在党中央引领下，红一、红三军团孤军挺进北方，而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尚处于未知之境的情况下形成的。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红一方面军自长征以来，已历经一年时光，跋涉超过两万里，损失惨重，士兵们疲惫不堪。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北上途中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因此，迫切需要一处稳定且安全的环境，以便整顿休养兵力，为未来的发展蓄势待发。苏联边界地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理想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乃是我国同志的自主事业，我们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迎击敌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外界的援助与支持。若我们能打到苏联边界，便能获得共产国际的协助，这将大大有利于我们战胜敌人。

第三，北上抗日构成了党中央在长征过程中的政治导向与核心战略，旨在直指苏联边界，与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相契合。党中央此举，旨在抵达能够有效指挥全国革命战场的地区，从而更有利于全国革命的领导与推进。

第四，党中央抵达甘肃，尽管与苏联及外蒙古的边界相隔千里之遥，但只要运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战略与战术，便足以战胜对手。正如教员所言，执行此方针“无疑是可行的”。

俄界会议结束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持续向北方进发，全力以赴追求“直指苏联边界”的宏伟目标。

越过腊子口的天险，于9月20日，党中央在哈达铺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应张闻天的建议，会议决定派遣谢觉哉与毛泽民同志前往新疆，负责建立交通站。如有条件，他们还将尝试与国际组织取得联系，并设法构建国际关系网络。

随着对全国局势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状况的深入认知，党中央于榜罗镇、铁边城、吴起镇等多次召开会议，就战略方针的调整展开热议。最终，正式作出决策，将陕北确立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基地。

在俄界会议中提出的推进至苏联边界的战略方针，鉴于形势的演变，被迫暂时搁置。对此，教员在10月22日于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

“在俄界会议上，与张国焘产生了分歧，彼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旨在通过游击战与苏联建立联系。而随后在榜罗镇召开的会议（由常委会成员共同参与）则对俄界会议的决策进行了调整。”

尽管党中央曾提出进军至苏联边界的战略目标，然而鉴于形势的演变，这一目标在当时未能得以实现。然而，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红一方面军成功北上，抵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从而宣告了长征的终结。

自那时起，党中央并未对“打通苏联”的战略方针有所松懈，反而在该思想的引领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战略规划。

这或许就是西征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