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抵重庆，宛如乡野书生。
1945年8月28日，这一日在我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那一天，重庆九龙坡机场汇集了众多来自社会各界以及新闻界的精英，他们齐聚一堂，满怀期待，翘首以待毛泽东先生的莅临。
《大公报》资深记者彭子冈女士亦置身于人潮之中，她以那支灵动的笔触，在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一幕：“众人虽屡经接机之场面，然而昨日于九龙坡机场迎接毛泽东先生的景象，却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体验。未见口号高呼，未见鲜花如潮，未见仪仗森严，然而数百位热切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心中却深知，这消息不仅是连接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历史纽带，更关乎着人民的幸福与福祉。”
午后3时37分，一架庞大的美式运输机缓缓降落在地。美国记者们犹如战场上的先锋，纷纷争先恐后地奔向飞机旁，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周恩来同志率先踏上舷梯，紧接着，毛泽东主席的身影也出现在众人眼前。
彭子冈有幸初次目睹了毛泽东先生的尊容。她的感受如此描述：“毛泽东先生，年已五十二。他戴着一顶灰色的通草帽，身着灰蓝色的中山装，头发依旧，与平时所见的画像相得益彰。身材适中，衣着宽松，这位九年前曾在四川留下印迹的伟人，今日终于踏上了抗战首都那坚实的土地。”“他的手指因常年吸烟而略显焦黄，然而当他健步如飞地走下扶梯时，我发现他的鞋底仍旧崭新。这一切无不表明，这身装束是他刚刚换上的。”
记者们紧随毛泽东的车辆，来到了桂园的张治中公馆。在稍作休憩的当儿，彭子冈注意到了这样一幕：“毛泽东先生脱去了外套，露出了下摆笔挺的白绸衬衫。他无意中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在这间铺有广漆地板的客厅里，一切对他而言显得格外生疏，他宛如一位来自乡野的学子。”
“毛泽东先生亲临现场！这不仅令国人欢欣鼓舞，亦为全球共庆，毋庸置疑，这无疑是我国的盛大庆典。”
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慈悲，同时怀揣着纯真的理想。若在他们的眼中，毛泽东仅被视作一位“乡野书生”，那么他在后四年间所建立的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业便无从谈起。对毛泽东有着深刻了解的，莫过于蒋介石。在两人初次见面时，微笑与握手之间，隐含着一场无声的较量。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如此记载：“正午时分，就毛泽东应召来渝后的方针进行了会谈，决定以诚意相待。在政治与军事问题上，应一揽子解决，对政治要求给予充分宽容，而对军事则需严格统一，不容有丝毫妥协。”毛泽东胸有成竹，他坚信：“人民的武装力量，每一支枪、每一颗子弹，都必须保留，绝不能轻易放弃。”政权源于枪杆子的道理，两人心中都如同明镜般清晰。
重庆谈判演变为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对话。双方就军队编制与政府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日间，毛泽东亲自接待各方来宾，并拜访国民党元老及民主人士，吟诗作赋，应对自如。入夜，他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同仁守候在电台旁，与延安方面密切交换情报，共同研讨重大议题。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较量愈发激烈，八路军、新四军各路大军亦已踏上向东北的战略进军之路。
延安发布东北进军令
步入东北大地，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早在1944年11月，毛泽东便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郑重宣布：“不论蒋介石将领土丢弃至何方，我党都将紧随其后。同时，必须筹备数千名干部，前往满洲地区。”次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筹备20至30个旅团，总计15至20万兵力，脱离现有军区编制，届时进军东北。”他明确指出：“东北四省地位举足轻重，有望纳入我党领导。一旦掌控东北四省，胜利的基础便已奠定。”至6月9日中央委员会选举之际，毛泽东再次强调东北的重要性：“从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革命的未来展望来看，东北至关重要。若我党掌控东北，革命便拥有了坚实的基石。目前，我们的基础尚不稳定，因为党在根据地的经济仍以手工业为主，缺乏大工业和重工业的支撑，且地域分布尚未连成一片。”
冀东的李运昌部队与山东的万毅部队需迅速奔赴东北。随后，党中央于延安精心组织，分阶段、陆续派遣了一批批干部，旨在将他们送往东北。
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协议一经传至延安，干部们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沉闷，失望之情显而易见。对于东北的前景，他们心中充满了疑虑。在8月28日送别毛泽东之后，朱德在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里，向即将奔赴东北的干部们发表了讲话，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他强调道：“我们务必积极进取，开拓东北这片充满无限潜力的土地。蒋介石的军队主要集结在南方，而进入东北则需耗时半年。即便他们能够抵达东北，也仅能占领城市，而我方则能够稳固地掌握乡村。近期，部分同志因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条约而感到沮丧。我们曾期望苏联能够给予大力支持，如今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应认识到，这是过高期望所致。尽管如此，即便有条约的存在，东北的斗争仍然艰难。苏联将在三个月内撤军，中国的事务应由国人自行管理，东北也不例外，我们自然有权对其进行管理。条约中并未禁止我们进入或管理，因此，我们将派遣五万军队和上万名干部前往，未来还将持续派遣。这是一条长远而坚实的道路。”朱德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振奋了大家的士气。
“两地之干部与部队应即刻启程前往东三省，并可以借用东北军或义勇军的身份。在苏联红军未明确表明反对立场的情况下，我们可采取非正式方式进入东三省。行动须保持隐秘，绝不可在媒体上公布任何消息。抵达东三省后，不宜急于乘坐火车进攻大城市，而应选择乡间小路，掌控广阔的乡村地区以及红军尚未驻扎的中小城市，逐步建立起我们的地方政权与武装力量，放手推动地方发展。对于那些我军暂时无法直接进入的大城市，亦需努力派遣干部开展工作。可以与红军进行非正式交流，交换情报。但不宜与红军建立正式的联系，亦无需寻求红军的援助。只要红军保持沉默，不对我们的行动表示明确反对，即可。然而，对于红军明确表示反对的事宜，我们务必认真考虑，避免使红军在国际关系和法律层面上陷入困境。若山东的干部与部队能够通过海上途径进入东三省进行活动，越早行动越好。”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迅速派遣了先锋部队，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向东北方向发起初步的进发。
03、曾克林部与苏军山海关会师
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冀热辽军分区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着手实施部署。在会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传达了延安的指令。李运昌同志，河北乐亭人氏，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堪称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他曾参与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于满洲省委开展地下工作，对东北地区的形势了如指掌。收到中央的命令后，李运昌同志心中充满激动。与会人员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由李运昌同志担任书记的“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并集结8个团、2个支队共计1万余人，分三路进发。正值酷暑雨季，道路泥泞，河水猛涨。尽管日军和伪军仍坚守据点，静待国民党军队接管，但冀热辽部队并未被小据点的敌人所困扰，坚定地向既定目标迈进。其中一路抵达承德，与苏军胜利会师；另一路则抵达平泉、赤峰。由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唐凯同志指挥的两个团及朝鲜支队共4000余人，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彼时，山海关城内驻有日军及伪军两千余人，他们坚拒向八路军投降。城池城墙高耸坚固，八路军虽然装备了枪械，但缺乏炮火支援，形势明显处于不利。曾克林等指挥官果断决策，先行清除外围敌军据点。8月30日的拂晓时分，他们巧妙地绕过险要关隘，迅速占领了前所车站，从而成功切断了山海关敌军的退路。不久，传来喜讯，苏军的车辆正朝此方向驶来。曾克林及其部下欣喜若狂，不久后，六十余苏军将士乘坐卡车，携带三门火炮抵达前所，与八路军顺利会师。那一刻，激动人心。曾克林率众上前，热情洋溢地欢迎苏军战友。他主动介绍自己，并恳切请求苏军提供支援，携手攻克山海关。苏联军官起初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不敢轻易做出承诺。在曾克林的再三请求下，苏军指挥官最终答应与他们一同发起对山海关的攻势。
夜幕降临，苏军对山海关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六十名步兵如疾风般穿梭奔跑，此处射击，彼处进攻，战术运用娴熟，展现出高超的战斗素养。曾克林果断下令部队分兵作战，意图一举夺取城楼。日军士气低落，见状不妙，纷纷溃逃。山海关很快便落入了苏军掌控之中。在向领导汇报胜利的消息后，曾克林立刻率领部队沿着铁路线向锦州进发。9月4日，他们与驻守锦州的苏军成功会师。随后，曾克林与唐凯留下一个团负责保卫锦州，而他们则带领四个连队乘坐火车，继续向沈阳挺进。
新加入八路军的战士们，带着欢愉的心情首次体验了火车的快捷与舒适。9月5日，他们顺利抵达沈阳火车站。面对火车上众多的中国军人，驻守的苏军守卫部队产生了疑虑，迅速提高了警惕，封锁了站台，禁止他们下车。曾克林带领队伍前往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却遭到了司令严厉的盘问：“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是谁派来的？”曾克林耐心地向司令解释他们是延安总部派遣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任务是在东北进行接收。然而，司令坚决不予理会，下令将他们遣返火车。“共产党，毛泽东！”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看破了他们的身份，并听取了曾克林和唐凯的详细陈述。确认了他们的共产党身份后，苏军的态度开始转变，最终同意他们在下一站下车进入沈阳市区。
曾克林整顿了队伍，队员们都身着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黄色制服，握着武器，排列整齐地在沈阳的大街上游行。经历了十多年日本殖民统治的东北民众，首次见到自己的队伍。他们对“八路”究竟为何尚不明了，然而，对于同胞的到来，又有谁不表示出欢迎呢？街道两旁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男女老少，众多人跟随队伍，热烈地簇拥着前进，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游行。苏联方面看到队伍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态度立刻变得亲切。两天后，苏军沈阳最高指挥官克拉夫钦科上将亲切地会见了曾克林和唐凯，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同志，并承诺将提供所需的援助。
在苏军的鼎力支持下，曾克林在沈阳迅速投入了紧张的行动。他们迅速组建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亲自出任司令。那时，沈阳城内依然笼罩在混乱之中，众多日本军人和侨民急需被遣返回国。当中国民众在街头与日本人偶遇时，常激动地挥拳相向，以此来释放十几年来积累的愤懑。伪满洲国的警察仍在努力维持街头的秩序。苏军正忙于搜集日本在沈阳的财产，拆卸军工厂的设备，并将这些战利品装上火车，运往苏联。大批工人失业，沦为街头的流浪者。曾克林下令扩充部队，干部和战士们一声号召，便在街头得到了众多志愿者的积极响应，短时间内便汇聚了庞大的队伍。
短短十天间，曾克林的部队由不足千人迅猛扩张至两万之众，其增速之迅猛，令人瞠目结舌。苏军将沈阳苏家屯的军火仓库交予他们守护，曾克林即刻下令开仓，领取武器。仓库之中，手有武器者皆可随意取用。不久，便搬运出三万支步枪、三百挺机枪以及百余门火炮。然而，这一行为却激起了苏军的愤怒。按照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东北的大城市理应由国民政府接管，不得交予八路军。虽然允许曾克林部进驻沈阳已属照顾，但他在沈阳的张扬行径无疑将激怒国民党以及美、英等国，令苏联陷入被动与尴尬。因此，苏军下令要求曾克林部撤离。然而，曾克林对此置若罔闻，宣称他们同样是奉命而来，苏军无权将其驱逐，唯有延安中央才能发布此类命令。苏方无奈，只得将情况汇报给苏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04、联络中央
“东北，是我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使命是解放东北，而建设东北的重任则交托于你们。请做好准备。”这封来电极大地振奋了他们的士气。随着苏军重返东北，他们迅速分化为众多小组，进驻东北的57座城市。苏方担任卫戍司令，而抗联成员则担任副司令。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保中化名为黄绍元中校，担任长春卫戍副司令；张寿篯化名为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副司令。周保中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鉴于他们在苏联的长期居住以及被编入苏军序列，苏联人对他们深信不疑。周保中听闻八路军抵达沈阳的消息，兴奋不已，随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同志与曾克林取得联系。周保中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建立与延安的联系，恰逢部下举报曾克林，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认为有必要与延安建立联系，遂派遣一位精通中文的贝鲁罗索夫（旧译卫斯别夫）中校，与曾克林一同乘坐飞机前往延安。在启程前，冯仲云将抗联致中共中央的信件转交给贝鲁罗索夫。
曾克林与周保中在东北的早期行动，中央尚未收到相关汇报。依照中央的指示，山东军区胶东军分区在8月下旬派遣邹大鹏、吕其恩等将领，分别率侦察小队乘船渡海，挺进东北。邹大鹏在庄河地区顺利登陆，并设立了接应联络点。吕其恩抵达大连，与苏军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苏军将领表示，红军仅控制了大城市，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红军将不进行干预。八路军亦可在城市中以非武装组织的身份开展活动。邹大鹏与吕其恩于9月初返回胶东，向山东军区汇报了上述情报。中央在收到山东的电报后，深感欣慰，并于9月11日指示山东军区：“调集4个师12个团，总计约2.5万至3万人，分散通过海路进入东北开展行动，并派遣萧华前往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时，应保持低调，不得以八路军名义出现，而应以东北义勇军及其他地方军队的名义，优先进驻乡村、小城市以及红军尚未占领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实力，建立地方政权。”并特别强调“上述任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得知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正努力与中央恢复联系，刘少奇于9月13日致电毛泽东，建议派遣彭真、康生、程子华等人前往东北，组建东北局，开展相关工作。正当中央谨慎地部署秘密进军东北的行动时，曾克林一行人的飞机突然降落，为中央带来了意外的喜讯。
05、曾克林代表苏军赴延安
9月14日的拂晓，延安的天空骤然被飞机的轰鸣声所充斥。一架轻型军用飞机在延安机场的跑道上缓缓降落。哨兵们因事前毫无预兆，手握枪械，神色警觉。曾克林走出机舱，热情地向在场的人们致意。当他们得知他们是来自东北的来宾时，特别邀请了苏军代表，中央领导人的喜悦之情显而易见。他们随即下令，派遣擅长俄语的杨尚昆和伍修权前来迎接。贝鲁罗索夫是首次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会面，由于事情突然而至，他们并未与中共中央进行过任何必要的沟通，甚至连电报也未发送，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登上了飞机。因此，这位苏联军官面容严肃，不苟言笑，与他身旁情绪激昂的曾克林形成了鲜明对比。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亲切接见了苏联代表贝鲁罗索夫。贝鲁罗索夫，虽权限有限，却以严谨的官方措辞，向朱总司令传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项重要声明。
一、依照红军统帅部的明确指示，蒋军与八路军在进军满洲的过程中，务必严格遵守既定的时间表，稳步推进。
二、在红军撤离满洲既定的计划执行之前，蒋中正的部队以及八路军均不得擅自越界进入满洲地区。
三、鉴于八路军独立部队已成功进驻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战略要地，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特向朱总司令发出紧急指令，要求各部迅速撤离红军已控制的区域。
四、对于未经红军许可擅自进入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已实施缴械。红军总指挥部已向朱德总司令下达通知，红军即将撤军。届时，我国军人进入满洲的相关事宜，将由我国政府自行处置。我方将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
最终，贝鲁罗索夫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真挚愿望：“他对总司令个人，以及对八路军，均怀有深厚的同情与敬意。”
公务照常办理，双方均未多加言语。朱总司令立刻派人接待苏军代表，并为其妥善安排了休息事宜。
午后时分，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会上，曾克林同志对东北当前的局势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在简陋的窑洞中，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齐聚一堂。面对如此众多高层领导全神贯注的聆听，曾克林同志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自豪之情，因而他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在汇报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他进一步强调：东北各地陷入了一片混乱，武器和物资散落四处，无人看管，轻重武器随处可见，只要不是冒充八路军或中央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东北。乘坐火车更是无需购票。在东北招募新兵异常容易，我们四个连队抵达沈阳后，短短一周便扩充至四千人，并成功收编了一万多名保安队，全体士兵都配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接管了沈阳的重要仓库和工厂，手中拥有数十万支枪械，数千门大炮，弹药更是多得难以计数。红军虽然仅占领了大城市，但中小城市及乡村却鲜有人问津。尽管红军禁止八路军进入满洲，但我们部分同志已成功渗透，并在红军的支持下担任市长、卫戍司令等要职。
曾克林的话语里洋溢着喜悦之情。他接着说，那些远赴苏联深造的义勇军干部们，如今已陆续回到东北。在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已有超过两万名被俘的八路军战士重组了游击队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纷纷走出牢狱，四处活动，张贴告示招募新兵。尽管我们已下令禁止国民党的活动，然而，鉴于大批干部尚在途中，我们面临着普遍的干部短缺问题。
在临别之际，曾克林透露了苏军在东北的诸多状况。他指出，红军士兵生活困苦，衣衫褴褛，纪律松懈，强奸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他本人几乎每日都前往红军政治部，向其汇报苏军违反纪律的行为。政治部主任解释称，这些部队是从西线调来，对法西斯抱有刻骨仇恨。尽管政治部已下令处决20人，并扣押80余人，但此类行为依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曾克林的发言引起了中央高层的热切关注，这一消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鉴于东北地区的物资和武器储备充足，若非我方担当，恐怕无人能胜任这一重任。上级领导对曾克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激动的情绪中，他的话语不自觉地夸大了当前的实际情况。然而，当主力部队抵达东北后，却不得不承受了沉重的损失。
“中央亟需派遣人员奔赴东北，同时做好集结40至60万军队的充分准备。”刘少奇早已萌生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念头，而曾克林的汇报则进一步加固了他的坚定意志。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会议顺利通过了两项至关重要的决议。
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东北局，由彭真同志担任书记一职，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同志担任委员，并即刻搭乘苏军提供的飞机赴沈阳就任。东北局将全面负责代表党中央，对东北地区所有党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实施指导。东北地区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均需无条件接受其领导。
二、我方计划委派来自华中及华北地区的百名团级干部，前往东北执行任务。他们必须放下武装，化身为普通劳工，身着便服，秘密潜入满洲，并寻求东北局的协助。“在穿越满洲边境时，务必确保不引起红军、英美人士或国民党成员的注意，严格禁止经过红军驻扎地区。一旦踏入满洲境内，应立即使用当地部队的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唯有以东北地方部队的身份和保持非共产党形象，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红军的支持。
针对苏方的诉求，会议作出决议，将依照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决定将部分部队撤离，并将相关人员转往农村。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张闻天、李富春、高岗等同志均表露出强烈的意愿，希望能够赴东北开展工作。经过一番持续的深入讨论，直至深夜，会议才得以顺利落幕。
翌日清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位领导人联袂拜访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将一封亲笔信交予他，嘱其转呈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信函内容主要涉及：
一、贵宾贝鲁罗索夫中校光临本处，得知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均需遵循既定的时间序列，于红军撤退后的区域有序进入满洲。
二、遵照贝意指示，我部现要求驻沈阳、长春、大连、平泉以及满洲其他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立即从红军控制区域撤出。
三、自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始，八路军即在热河、辽宁的部分区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并成功构筑了稳固的根据地。恳请批准该地区八路军得以维持并保留其现有的阵地。
刘少奇向贝鲁罗索夫透露，中共中央计划派遣数名同志前往沈阳，旨在与苏军展开交流。此外，他们也希望能搭乘苏军的飞机一同启程。贝鲁罗索夫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赞同。
06、中共中央东北局抵沈。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以及一名报务员与一名译电员，共乘一架苏军飞机，自延安启程，目的地为沈阳。计划在山海关机场降落补给燃油，但不幸的是，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上未能成功着陆，反而冲出跑道，一头扎入稻田。机头深陷泥土，而机尾却高高翘起，乘客与货物瞬间被推向机舱前方。彭真头部受到重创，叶季壮被滚落的油桶压在身下，伍修权及报务员、译电员均受轻伤。幸好，陈云因飞机惯性被推入驾驶室，毫发无损。在众人痛苦呻吟之际，一支八路军队伍迅速赶到现场实施救援。由于飞机损毁，次日他们不得不改乘火车前往沈阳。巧合的是，当天恰逢“九·一八”纪念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在抵达沈阳后，便在原张作霖“大帅府”安顿下来，开启了新的工作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