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俄语译员，同时亦为张学良将军所特别赏识的中校机要秘书。受命潜入国民党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他向党和红军输送了大量关键情报。然而，在他年仅29岁之际，蒋介石下令将他处决。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一位杰出的年轻特工——潘东周。
才华横溢的“文胆”
潘东周，亦称潘东舟，别署文育、文郁等，另名潘玉华，笔名则包括冬舟、问友、闻友等。他于1906年，在湖北襄阳这片土地上诞生。
1922年，年仅十六岁的潘东周踏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门。在这里，他初次邂逅了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光，而引领他进入这一领域的，正是当时该校任教的我党先驱——萧楚女同志。
1925年，五卅惨案引发了湖北学生群体的强烈愤慨。潘东周，此时已崭露头角，成为学生联合会的核心成员。他以湖北学联代表的身份重返母校——第二师范学校，亲自指导学运的蓬勃发展。不久，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紧接着又郑重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潘东周与众多共产党员同行，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在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的委派下，潘东周以党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故里襄阳，投身党务工作。
1925年8月，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亦被称作“孙逸仙大学”。该校的招生对象涵盖国民党及共产党成员，旨在为国共两党培育人才与干部。湖北选派的潘东周、胡伊默、伍修权等11位学员，乘坐苏联的煤炭运输船，于11月初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群英荟萃，潘东周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与王明同窗，与博古亦交情匪浅，因此跻身于这个小圈子之中。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隆重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境外举办的全国性大会。对潘东周而言，这次会议标志着其革命生涯的又一重要节点。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潘东周在王明的推荐下，还担任了大会的翻译工作，负责笔译和整理了大量文件与资料。在会上，他依次为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项英等中共领导人提供了俄文翻译服务。潘东周的俄语造诣和工作表现赢得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此后，潘东周留在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的职务。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莫斯科成功举办。此次大会的会址位于莫斯科郊外。
岁末之际，潘东周肩负使命，归国担纲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一职，主掌中宣部日常运作，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与《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这些刊物撰写了众多重要社论与文章。在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期间，潘东周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不仅成为李立三的左膀右臂，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秘书期间，他曾代笔起草了一份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30年7月，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潘东周被选为委员，他的理想与人生价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潘东周的人生轨迹从巅峰急剧跌落至低谷。
宣传马列的“脱党人”
1930年1月的一个清晨，王明不幸被英租界的巡捕拘捕。面对此境，他既恐惧又紧张，矢口否认，称自己仅是一名普通学生，正闲逛时被误抓。一名巡捕暗示，若能筹集到一定金额，便能从巡捕房脱身。王明闻言欣喜若狂，未经深思熟虑，便匆匆写下一封信，托巡捕转交给中宣部秘书潘东周，恳请他见到信后伸出援手，以解其困境，并询问了其他同志的住址。实际上，这一行为已构成了泄密。潘东周接到信后，迅速从前门入，后门即出，立即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共中央随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通知所有王明所知的地址持有者迅速转移，以免遭受不测。
王明并未收到赎金，因此巡捕自然不肯将他释放，幸运的是，他并未被引渡至上海国民党当局。这一消息传至共产国际后，米夫便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籍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营救。他们支付了巨额保释金，最终成功将王明从巡捕房解救。然而，王明因此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至总工会宣传部，担任《劳动》报的编辑。对于这一事件，王明并未反省自身，反而将怒火迁怒于潘东周，认为潘是在与他作对，故意夸大其词，由此怀恨在心。
即便如此，潘东周依然坚守在党的理论斗争前沿。当“立三路线”达到顶点，即1930年8月，他仍担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一职；随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潘东周亦担纲总编辑之职。他在党的《布尔塞维克》、《新思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众多文章。继郑超麟之后，潘东周又担任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成为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鼎力支持下，王明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并迅速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紧接着，王明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借口，对原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潘东周被调离上海，前往北平，担任中央北方局（后更名为中共顺直省委）的宣传干事一职。
那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幸落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魔爪，在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英勇就义。此后，党的诸多组织遭受重创，党的领导人员或被捕或叛变。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后，竟向敌人屈膝投降，导致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下辖的多处机关遭受严重破坏。而此时，潘东周正担任北方局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依照命令前往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进行秘密会面，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被廖化平背叛，不幸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的掌握。初来北平便遭敌手，这让潘东周深感意外；然而，更令他震惊的是，廖化平在叛变后投靠军统，不仅出卖了党组织，还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东周作为来自上海的党中央成员，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对他底细了如指掌。面对敌人，潘东周想要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无可能。于是，在审讯室中，他毅然决然地坦白承认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东周之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瞩目。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曾为共产党员。1927年10月，他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时，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所捕。在经历了残酷的刑讯与灌粪汤的折磨后，他被迫招供，更名换姓，投靠奉系，并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进而担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以及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张学良因才识过人而对他倍加赏识，甚至将他这位来自北京大学的文科才子视为自己的师傅。
黎天才虽曾背离中共，协助敌方诱降被捕的革命同仁，然而在他与张学良共事期间，亦曾为中共谋得不少福祉。他久仰“大秘书”潘东周的名望，便借由职权将其保释。在黎天才的说服与特务的胁迫下，潘东周，一位对前途迷茫却渴望投身学问的人，被迫签署了“自首书”，并登报公开声明脱离党组织，方才得以重获自由。1931年8月28日，潘东周被中共开除党籍。
1932年8月及1933年3月，潘冬舟以笔名发表，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资本论》著作。
脱离党派后，潘东周心中充满了苦涩，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未曾动摇。他内心深处渴望能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潜心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分册。连同先前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分册，这三册共同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在中文世界中的最早译本。同时，潘东周在冯庸大学坚决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在这期间，赏识他的军统领导人戴笠曾派人邀请他前往南京任职，但他以婉拒的方式谢绝了这一提议。
卧底剿匪总部
尽管他在压力之下被迫自首，但他坚守原则，不仅拒绝向敌人透露党组织信息，更坚决不随特务指认任何工作关系，且仍旧坚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当此时，新成立的北平特科迫切需要人才，鉴于潘东周的“灰色”身份对他从事地下工作更为有利，特科负责人吴成方便派遣成员周怡前往与潘东周会面，旨在说服他继续为党组织服务。潘东周表示，只要党组织仍信任他，他愿意重新投身于党的工作之中。
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对中国共产党深切向往与热爱的驱使下，潘东周在离党两年有余后，毅然决然地再次回归了党的怀抱。
重返革命行列，潘东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明亮气质。他逐步摒弃了书卷气，有意识地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磨砺出内敛的圆滑与深沉，以便更好地适应情报工作的特殊环境。为了确保潘东周的安全，党组织特地指派在北平市公安局任职的特科成员杨青林作为他的单线联系人，潘东周所获取的情报均由杨青林转递至党组织手中。
得知戴笠曾委托他人寻求与潘东周的接触，特科便指示他应与戴笠建立联系，以便获取更多信息。戴笠邀请潘东周前往南京“做客”，潘东周欣然应允。正如预料，戴笠意图将潘东周纳入军统体系，但潘东周遵循特科的指示，向戴笠表示：“我已被奉系中的老友收留，不便如此迅速地弃旧迎新。”面对无法挽留潘东周的现实，戴笠只能同意今后双方可以展开合作，互惠互利，交换情报。
此刻，黎天才受张学良之命，担任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一职。潘东周若欲搜集军事情报，黎天才的存在不可或缺，因此，他与潘东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黎天才全力以赴协助张学良，在东北建立起情报网络，因而获得了张学良的深切信赖与重用。随后，他被调至张学良身边工作，并被授予北平绥靖公署参事的职务。
一是争取张学良，二是搜集军事情报。在交往过程中，黎天才察觉到潘东周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两人心有灵犀，各取所需。
1934年1月，张学良完成欧洲之旅返国，随即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一职。黎天才则被任命为“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他敏锐地察觉到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浓厚兴趣，便顺势将马列主义学者潘东周引荐给张学良。潘东周初次与张学良见面便赢得了他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多才，尤其是对时事的深刻见解，使得张学良对他颇为敬佩，认为潘东周乃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张学良效力的强烈愿望。于是，张学良将潘东周从北平调至武汉，亲自任命他为“剿匪”司令部机要组的中校秘书，由黎天才担任组长。这一职位让潘东周得以掌握“剿总”的全部机密情报。
1934年1月，张学良（右侧）结束欧洲之行归国，随即受命于蒋介石，被委以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一职，并代行总司令之职。
张学良对于工农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疑惑不解。尤其是当他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从东北军中调配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试图围剿鄂豫皖根据地时，却遭遇了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他的围剿行动惨遭失败。他心中充满了困惑，因为即便在武器和装备上，红二十五军也远逊于他的东北军，却依然能将他的围剿计划彻底击溃。因此，他决定深入研究红军之所以如此强大的原因。同时，他此举或许也暗藏私心，试图探求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可能性。
他委派“剿总”总部机要组长黎天才负责，组织相关人员搜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论、历史、人名、术语等资料。参照《辞源》的编纂方式，黎天才安排将这些资料按笔画顺序进行分类整理，编撰成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匪情辞通》，旨在为各部队提供分析研究红军情况之用。黎天才将此重任托付给了潘东周。潘东周每日闭关一间房内，边吸烟边以铅笔在便条上草拟内容，耗时约一周，终于完成编写，呈交张学良审阅。张学良对潘东周的博学多才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撰写序言。自此，《匪情辞通》成为张学良随身携带的必备书籍之一。
“这位便是我的恩师，他正在教导我研读《资本论》。”
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年十月，国共两党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对决步入决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积极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大举借款，以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与专家，以增强对中央苏区的直接进攻力量，投入的兵力高达五十万之众。蒋介石亲自坐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此次“围剿”行动。张学良则担任“剿总”副司令，一线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
潘东周迅速将“剿总”的军事情报传递至北平特科，后者随即向中共中央紧急通报，亦或通过秘密渠道将情报送达苏区。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阶段，红军得以屡次抓住时机，化险为夷，转败为胜。然而，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持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并错误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反“围剿”的后期阶段红军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境地。身处敌后的潘东周每日目睹和耳闻中央红军的失利消息，心中焦虑不已。他一面密切关注战事进展，一面加紧搜集军事情报。
张学良指令黎天才组建机要处，黎天才推荐潘某担任中校机要秘书，随同张学良左右。武汉“剿总”参谋处为强化各“围剿”部队间的沟通，将所属部队的番号、团级以上主要指挥官的姓名、兵力配置及驻地表印制为册，作为机密文件，照常分发给团级以上指挥官及“剿总”直属的各厅、处、组。潘东周所在的机要组亦按照规定获得了一册，他负责对其进行保管。由此，潘东周得以掌握鄂豫皖“剿总”的核心军事机密。
此刻，北平特科派遣杨青林专程赴武汉，与潘东周进行秘密会晤，旨在索取敌方兵力部署及战役行动等至关重要的机密情报。杨青林此行，乃是由北平特科新任负责人李光伟所委派。在此之前，特科的创始人吴成方、肖明以及周怡等人已陆续被调离岗位。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情报的价值愈发凸显。面对眼前堆积如山的文件，潘东周内心挣扎着做出决定。这些文件均是他经手的机要组军事情报，对于正在激战中的中央红军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鉴于个人办公条件所限，他原本打算将这些文件带回家，由妻子廖素丹协助抄写。然而，此举风险极高，一旦暴露，其身份必将不保。但若不将文件带回家，则无法迅速交予杨青林带回。经过深思熟虑，潘东周决定冒险一试。凭借在“剿总”期间的出色表现，他自信能够成功获取情报，同时避免引起身边人的怀疑。夜幕降临之际，他巧妙地将包括“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在内的机密文件带回家中，与妻子共同完成了抄写任务。
◆颁发潘文郁（潘东周）烈士证。
杨青林携密件返回北平未久，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不幸遭受驻北平宪兵三团的严重破坏，导致20名特科成员被捕。在宪兵三团对特科成员贺善培实施逮捕的过程中，于北平西城南千章胡同15号其住所内，查获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便包括了潘东周所提供的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
根据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的密报，经破获的共产党河北省委案件中，发现鄂豫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东周与敌方有勾结行为，证据确凿。潘东周在黎天才的保护下，早已秘密策划了叛国阴谋，现要求立即将其押送至京城。
张学良素以重义气著称，曾对黎天才言：“张某人素来不背叛自己的部属。”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恳求从轻发落潘东周。为避人耳目，同时防止特务对潘东周的暗杀，他下令将潘东周从机要组办公室秘密带走，将其保护性地软禁在司令部的私人官邸内。他叮嘱手下，为潘东周提供便利的饮食住宿，并给予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
蒋介石随即紧急发电报催促办理此案，并将从北平查获的机密文件作为确凿证据，转交给张学良。他要求张学良将涉嫌“通敌”的共谍潘东周押解至南京受审。然而，张学良不愿背负赏识与重用之人“通敌”的指责，便在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之际，将潘东周一同带往南京，以此表明对蒋介石命令的尊重与服从。在蒋介石的别墅中逗留了十余日，期间他还让潘东周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会议期间，张学良了解到潘东周的嫌疑虽然重大，但并未找到确凿证据证明其为中共卧底，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因此，会议结束后，他又将潘东周带回武汉。
“我绝不会逃离，若我逃走，让你承担责任，那岂是人所为！”黎天才将潘东周的准时归返及所言话语上报张学良，张学良对潘东周的气节与品德更加敬佩，遂提笔写下安慰信，嘱托潘东周安心居住于张公馆，并承诺将竭尽全力营救他。黎天才始终未曾将潘东周视为“叛徒”，而是称之为“脱党者”，他在回忆录中提及，正因如此，他才会将潘东周推荐至张学良身边。黎天才与潘东周，虽路径各异，却最终殊途同归，将已对蒋介石心灰意冷的长张学良推向了“革命道路”，这正是潘东周在历史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潘东周已下定决心，不惜一死。他的妻子廖素丹与弟弟潘薪传屡次劝他，趁少帅尚存怜悯，速速逃离。他却坚决摇头，断然拒绝。他紧紧抓住这最后的时光，与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儿子共度时光，那时，长子已三岁，次子仅一岁。终是含泪与家人告别，叮嘱妻子在他离去后，速速携子返回故乡避难。
潘东周配偶廖素丹。
在张学良的不懈努力下，局势延宕了近一个月。然而，此时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却背叛了组织，他透露了潘东周是潜藏于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间谍，潘曾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机密。潘东周的身份因此彻底暴露。
蒋介石随即亦发来电报，严令张学良即刻对潘东周执行死刑。张学良在收到此令后，仍抱有一线希望，期待蒋介石能够网开一面，遂复电恳请宽宥潘东周的罪行。他在电文中表示：“此君精通六国语言，才华横溢，如此人物，我国实属罕见。”然而，蒋介石的态度坚定，接连发来数份电报，除了催促执行之外，还指责张学良在防范与执法上有所疏漏，并特别指示由参谋长钱大钧亲自监刑。
潘东周面临困境，张学良无奈与之相见，感慨道：“委员长情绪激动，脾气极重，我实在无力保护你，你还有哪些未竟之事需要处理？”潘东周闻言，神色不变，举止自如。他当夜奋笔疾书，撰写了超过三万字的自我陈述，详述了脱党后的心灵折磨以及重新与中共党组织建立联系的经过。他在文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个人入党动机进行了详尽阐述；对黎天才的不幸遭遇表示歉意；并恳请将妻儿送回故乡生活。张学良阅读完这份自述，深受潘东周的经历和他在危难时刻的镇定所感动。
1935年3月3日的黄昏时分，潘东周在武昌的徐家棚地区遭受了秘密的暗杀，终年29岁。据一位目击了行刑过程的国民党军官事后回忆，潘东周在走向刑场的过程中显得异常镇定与从容，面容不改，他将双手背后，向刽子手示意捆绑。接着，他转过身来，直面瞄准自己的枪口，毫无惧色，仿佛视死如归。
▲潘东周的长子潘湘生（位于右侧）与次子潘平生（位于左侧）于1953年12月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
“杀害朋友是最不应当之举，也是最令人痛苦的经历。”潘东周案件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随即宣告中断。
1949年，武汉宣告解放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发来电报，明确指示务必寻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给予烈属的待遇。在悲痛与坚韧中，廖素丹独自抚养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子。为了维持生计，她曾从事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以及小学教员等多种职业。在生活陷入困境时，她甚至变卖了家中的财产，包括潘东周赠予她的结婚纪念品，艰难地维持着生计，直至武汉解放。随后，廖素丹被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其两个儿子也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投身军旅。1976年，廖素丹离世。
他英姿飒爽，刚毅不屈，眉宇间流露出令人敬仰的才华。如同无数为国家献身的英灵，他的碧血丹心与祖国壮丽的山河永远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