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在晚年，常于小型会议或家中接待宾客时，佩戴一顶精美的维吾尔族花帽。这顶帽子，作为新疆人民的心意赠予，承载着他们对邓力群的深厚爱戴。邓力群对这顶帽子情有独钟，亦流露出他对新疆及新疆人民的真挚情感。新疆各族人民对邓力群的热爱，源于他对新疆和平解放及稳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而邓力群对新疆的深厚感情，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央选定邓力群
1949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大变。随着解放军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抓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主要阴谋，就是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大势已去，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就没有具体指示了。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邓力群晚年回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依然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
胸怀全局的毛泽东审视形势后，毅然调整了1950年再度进军新疆的既定计划，指令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率军迅速向西北进发，决心彻底摧毁属于国民党的马氏军事集团的核心力量。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输工具，解放军在进军新疆的途中，不仅要面对素以勇猛著称的马氏军队，还需穿越荒凉无人的河西走廊，这一切都意味着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期间，新疆可能发生诸多难以预料的变故。
为确保新疆的顺利解放，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派遣一位能力出众的干部赴疆，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一职，代表党中央深入新疆了解实情，努力推动新疆的和平解放，同时协同解放军推进新疆的解放进程。这项任务无疑艰巨繁重。经慎重考虑，中共中央选择了当时正随刘少奇同志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邓力群同志，委以重任，前往新疆。
一是邓力群自投身革命以来，历任多职，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远见卓识，擅长洞察问题本质，政治素养和组织能力均属上乘。二是邓力群在中共中央享有高度信任。1949年，刘少奇代表中央秘密访苏，邓力群作为东北工作的代表，被任命为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三是邓力群当时正随刘少奇在莫斯科，直接前往新疆，既方便又隐蔽，且可得到苏联的支持。相较之下，从内地派遣人员路途遥远，风险重重，耗时良久。鉴于新疆问题的紧迫性，中共中央选择邓力群赴新疆，无疑是明智之举。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伊宁市。同年秋季，中共中央委派邓力群担任中央特派员，赴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建立联系，并邀请该政府派遣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你此次前往新疆，身份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职责是搭建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抵达当地后，务必全面了解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尤其要注重搜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整理收集到的信息后，应及时、系统地上报党中央。在执行此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无论大小事宜，都必须请示，未经党中央指示，不得擅自发表意见，更不能擅自作出决定，这是纪律要求。”
事实上，在王稼祥与刘少奇、邓力群相继交谈之前，刘少奇已就邓力群前往新疆一事，与苏联方面建立了联系，并迅速获得了支持。苏联方面随即采取了周全的措施，协助邓力群筹备所需物品，尤其是配备了一部电台。邓力群回忆道：“刘少奇与我谈话后，指示有关同志拨给我三四万卢布作为行动经费。启程之际，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同仁还特地向我详细介绍了新疆三区的相关情况。”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自莫斯科秘密启程前往新疆，他肩负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实则肩负与新疆各政治势力接触的重任，致力于推动新疆的和平解放。抵达新疆后，他还肩负一项特殊使命——建立“力群电台”，以保持与中共中央的沟通，及时汇报情况并接受指示。为确保电台的顺畅运作，中央特地为他配备了三名随员（包括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和一名机要员）。四人团队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经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5日抵达新疆伊宁，当天便搭建起“力群电台”，次日即向中共中央发送电报，并与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怀保持联系，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
成功争取三区
邓力群抵达新疆后，对当地的政局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深思熟虑，继而决定以争取三区（即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为首要任务。在抵达伊宁的次日，便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精心安排下，他迅速与三区建立了联系。
邓力群将争取三区视为头等大事，这基于他对三区在解决新疆问题中关键作用的深刻认识。“三区”，即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受中亚地区革命运动的影响，其人民革命力量较早觉醒并发展壮大。1944年9月，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三区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该政府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新疆的反动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加之西北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马氏集团的控制之下，与延安的联系变得极为困难，长时间内未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告诉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中关心地处偏远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此联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和决策。他们还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所需材料，并介绍各方面负责人与我交流。阿合买提江还特别提到，希望与我进行更详细、全面的谈话。”
邓力群特别关注对三区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进行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工作上的便利，邓力群及其三位助手便居于伊斯哈克伯克的宅邸之中。伊斯哈克伯克，一位思想先进的革命战士，与邓力群志趣相投，对他及助手们的接待尤为周到，特将西侧的居所安排给他们，并提供专人烹饪与送餐服务，对他们的工作亦给予大力支持，并在其宅中设立了“力群电台”。此外，伊斯哈克伯克在地方军队中握有实权，争取他的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中央，我等四人于八月十四日晚上九点（莫斯科时区）抵达伊犁。目前尚未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预计将在明后天完成对接。请问中央对我工作的具体指示是什么？请速回电告知。”17日早上，邓力群收到了中央的回复电报：“邓力群同志，已收到你十五、十六日的两份电报。（一）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邀请伊犁当局派遣五位代表，包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各一位，以及一位汉族代表兼翻译，参加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函将另行电告。（二）你应立即按照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开展工作，向特区当局汇报情况，不要擅自发表意见。（三）之前由董老派遣的彭长贵，又名彭国安。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同志派遣他化名王南迪，携带电台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国大’，并与阿合买提江等人一同抵达迪化，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络。但由于携带的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成功接通。若你已见到他，请给予鼓励，并勉励他安心工作。”
邓力群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欣喜若狂，立刻遵照中央的指示展开工作。他不仅与三区的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还积极争取了各方的支持。不久，他便与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新疆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当地的一些上层人士达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共识。三区政府的这一立场，对于孤立分裂主义分子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确定新疆新政协代表
邓力群接手的一项关键任务，便是挑选新疆地区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此事举足轻重。在筹备召开新政协大会的过程中，中央便已预见到新疆地区应有代表参与；同时，新疆地方的政治力量亦在商议选派代表参加新政协事宜。代表的选定，关乎新疆的稳定与国家的统一。此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的肩上。邓力群对此事早有深思熟虑。早在8月16日，他向中央发送的第二份电报中便提出了应尽快确定出席新政协的新疆代表名单，并提出了具体的沟通方案：“我建议以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一封正式邀请的电报，由我亲自转交，以示庄重。”中共中央对此意见给予了复电批准。
邓力群恳请新疆三区负责人迅速制定一份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名单及其个人简历，以便其转呈中央审批。经三区负责人深思熟虑，最终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以及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出席，此外，迪化的罗志亦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一同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将五人名单及简历提交给邓力群后，他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审核，认为该名单基本能够全面反映新疆各界的意愿，且代表人员均属进步力量。三区提出此名单，亦显示出三区领导与中共中央心意相通，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是值得信赖的。邓力群遂通过电台将该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在三区负责人提交名单之际，他们亦提出一项请求：抵达北平后，期望政协会议能指派一位熟悉他们民族风俗的人士负责接待，以免因民族差异而引发不必要的误会。邓力群对此表示欣然同意。随后，众人共同商定，除了新疆的五名正式代表外，还将额外携带三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北平。同时，他们还约定，新疆代表团将于8月20日从伊犁启程。
朱德元帅、刘少奇同志、赛福鼎·艾则孜先生、毛泽东主席、包尔汉先生、周恩来总理、邓力群同志以及德林先生。
此事达成共识后，邓力群迅速整理谈话纪要，着手草拟致党中央的电文。中共中央迅速予以回复，赞同邓力群与新疆三区领导达成的协议，并同意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出邀请，邀请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信经邓力群电台发送，并由邓力群亲自转交。8月18日，邓力群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次日，邓力群将邀请信亲自交予阿合买提江等人。阿巴索夫立刻将毛主席的邀请信译成维吾尔语，并庄重地逐句朗读给在场的众人。邓力群回忆说，在朗读至“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他情绪激动，声音不禁颤抖，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邓力群电台向毛主席复电，电文表达了对毛泽东先生的最高敬意和喜悦之情，并表示将派遣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遗憾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在转道苏联，乘坐飞机前往北平途中，不幸于1949年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遭遇空难，英勇牺牲。消息传至新疆，邓力群于9月3日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得知噩耗，悲痛之余，他深知新疆失去五位杰出领导人的沉痛，并迅速意识到需紧急选拔新的代表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邓力群随即与三区负责人商议，最终选出了三名代表：赛福鼎（阿合买提江离任后成为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阿里木江（塔城副专员）和涂治（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三名代表名单确定后，邓力群于9月3日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并请求迅速给予指示。中共中央在得知新疆原定代表不幸遇难后，发来唁电，表达深切哀悼，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中央同意邓力群及三区负责人选定的代表迅速前往北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于9月7日乘坐苏联提供的飞机从伊宁起飞，途经苏联抵达北平，并于15日抵达。他们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赛福鼎更是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近距离见证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后，毛泽东主席与赛福鼎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促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三区，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关键时刻。在投身于三区工作的同时，邓力群积极协助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他通过三区领导人，掌握了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军事动态及其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并及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中共中央，为第一野战军一路向新疆进军，接连击溃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以及马家军的主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借助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及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邓力群了解了迪化国民党军队的详细情况，包括7月前的兵力部署、军事调动以及团长以上军官名单，并经过整理后用电报形式报告中央，使中共中央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掌握新疆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第三，邓力群通过多种途径搜集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高级将领的思想动态和政治走向，并及时向中央汇报，确保中央对新疆国民党军队高级官员的动向和内部矛盾有清晰的认识。最后，他还对张治中在新疆的影响力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向中央提供了相关报告，供其参考。
在历经一野的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以及宁夏战役的胜利，先后击溃了胡宗南部、马步芳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的主力后，国民党在新疆首府迪化以及其他关键地区所剩的约7万军队，已然成为孤军深入。在这7万孤军之中，大多数高层将领均渴望率部起义，以期捍卫国家统一。然而，一方面，他们对于共产党对其所采取的政策尚存疑虑，担忧起义后自身利益受损，因而渴望获得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直接指示。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新疆驻军高层中，也有少数人坚持顽抗到底的立场，他们的存在对起义活动构成了不小的牵制。
◆邓力群
邓力群借助阿合买提江、彭长贵以及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多方渠道，深入研究和剖析了张治中与新疆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已决意留在北平与中共合作的张治中，在新疆国民党守军高层，尤其是对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陶峙岳（陶峙岳系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校友，两人关系亲密——作者注）拥有显著的影响力。8月20日，邓力群将相关情况及个人分析电告中共中央，并在9月2日、3日连续向中央汇报张治中对新疆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对邓力群的报告和意见表示赞同，这也是他于9月8日亲自邀请张治中负责新疆国民党军队工作，力促和平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至1949年9月初，邓力群深觉新疆军事与政治局势的演变，使得他前往迪化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进行团结与争取工作的时机已成熟。于是，他主动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询问是否可前往迪化。鉴于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派遣邓力群前往迪化，开展相关工作。中共中央复电指示：“着邓力群率电台即刻进驻迪化”。此时，因飞机失事，三区五名主要领导人不幸遇难，另三名主要领导人亦前往北平，导致三区领导力量显得薄弱。邓力群在三区成为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但三区领导人却不愿他前往迪化。然而，为了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邓力群前往迪化势在必行。为了兼顾两头，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议，表示自己抵达迪化后，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与伊犁之间。邓力群将此情况上报中央，中央亦同意了他的建议。
在启程前往迪化的前夕，邓力群接到了中央转发的电报，该电报系张治中于9月10日致陶峙岳与包尔汉的函件。在电文中，张治中勉励陶峙岳和包尔汉务必“周密部署，勇敢行动”，并率领所属部队举行起义。
随后，邓力群接到中央转发的电报，该电报系张治中于9月11日单独致陶峙岳，内容详尽地询问了国民党军各派势力的具体状况，并就起义事宜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见解。
邓力群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接收张治中两封电报的详情，并提及“相关原文将待我前往迪化时一并携带”。
9月13日，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了一封致邓力群的复电，该电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布。电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批准你前往迪化停留一周后返回伊犁，并根据实际情况在迪化与伊犁之间往返。（二）在与迪化当局的会面中，你需将张治中致陶峙岳、包尔汉的两封电报原文转交，同时向他们传达，他们应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商讨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案。建议陶峙岳亲自乘坐飞机直飞兰州，与彭副总司令面谈。张治中在新政协会议结束后也将前往兰州与陶峙岳会面。若陶峙岳本人愿意前往，或派遣代表，你可以与友方协商，询问他们是否能够提供飞机将陶峙岳或其代表送往兰州。（三）陶峙岳所辖部队应保持原驻防状态，不得随意调动或集中，待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分别接防后再进行调动和整编，以避免造成秩序混乱。
毛泽东所发此电，实质上授予邓力群全权代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本人，亲自开展对陶峙岳与包尔汉的工作指导。
9月15日午时，邓力群偕同一名译电员乘坐航班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亦亲临机场进行接待。出于对邓力群安全的考虑，包尔汉特意将他安置于自己府上，并与自己同住一宅，同时周边安保措施亦得到加强。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陶峙岳与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向广州政府发出脱离通电的新闻报道。
应等待对方准备就绪后再行起义。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商议了他们的计划之后，决定向张治中发出一份电报。鉴于他们与张治中已失去联络，便将拟好的电报稿件委托邓力群代为转发。邓力群欣然应允。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向张治中发出电报后，便立即开始策划起义事宜。与此同时，他们亦对起义成功后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周密思考。至9月18日，陶峙岳与刘孟纯代表二人，向邓力群呈交了《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并恳请其转呈中央。邓力群在审阅意见书后，向他们询问这份文件是否构成新疆和平变革的先决条件。他们明确回应，变革是无附加条件的。该份文件并非新疆变革的先决条件，而是就变革后如何处理新疆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至于具体采纳与否，完全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翌日，即9月19日，包尔汉再度亲自出马，向邓力群呈递了一封致毛泽东的电报。在电报中，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毅然决然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关系。
“新疆局势的转变以及各族人民的团结，全赖贵主席的大力推动。我期望您能广泛联络爱国民主人士，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行动相互配合，共同为解放全疆而努力奋斗。”
在张治中回电抵达之前，邓力群向陶峙岳提出了直接与彭德怀取得联系的建议，以便商讨起义的相关事宜。陶峙岳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9月18日派遣第八补给军区司令员曾震五前往兰州，由他代表陶峙岳亲自与彭德怀会面。
在兰州，曾震五受陶峙岳之托与彭德怀进行和平起义的商谈之际，远在迪化的邓力群对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局势进行了全面考量。他深知，若要确保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起义能够顺利进行，就必须处理掉军队中的顽固分子，然而又不能采取强硬手段，以免激化矛盾，干扰起义的和平进行。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遣送”国民党军队顽固分子的方案。经过周密的部署，顽固分子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被“礼送出境”，从而保障了起义的顺利实施。
邓力群步入晚年，常以一顶维吾尔族花帽装饰自己，此举无不流露出他对新疆及当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自即日起，断绝与广州政府的所有联系，诚挚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声明及国内和平协定。全军将坚守原防地，维护地方治安，并听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挥。”
9月26日，包尔汉亦率领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发出起义通电。继陶峙岳、包尔汉发布起义通电之后，两人再度携手发布《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号召全省军民团结一心，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确保新疆局势的稳定。
“我们深信，你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你们公开声明脱离广州的反动残余政府，转投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并遵从中央人民政府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种立场与全国人民的期望相契合，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与地方稳定，同时与即将入关的人民解放军紧密协作，废除旧有制度，推行新制度，共同为创建新新疆而努力。”
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及新疆省政府共同宣布和平起义，遵循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解放军总部的指示，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在新疆统治的终结，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更为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的历史遗留问题，使新疆各族人民迎来了新生。邓力群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已被新疆各族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