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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刘伯承元帅的“第一冤案”
发布日期:2025-07-26 02:41:32 点击次数:73

在1949年以后,对于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江山立下赫赫战功的十大元帅来说,第一位遭受错误批判的并非彭德怀,事实并非如此。

有人询问,谁是我国首位遭受错误批判的元帅?众人恐怕都会提及彭德怀。然而,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首位遭遇批判的元帅是刘伯承。他的批判发生在授衔后的三年,相较之下,彭德怀的批判则是在授衔后的四年。

01

1958年,中国历史特殊之年。

在这全国上下奋勇向前的繁忙时光中,我国军队的高层正在筹备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斗争——1958年军委的扩大会议,旨在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

自斯大林离世以来,中苏关系经历了显著转折,中共中央陆续发布五份整风学习文件,强调反对盲目照搬苏联模式。

自那时起,刘伯承院长兼政委便着手审视军事学院的工作。在军事教学过程中,是否存有教条主义的倾向?坦白而言,确实存在。鉴于当时我国军队尚无正规院校,毛泽东曾提出是否邀请苏联顾问的建议。面对一穷二白的情况,参考苏联的条令、条例及教学方法是必要的,尽管如此,其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一些教条元素。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工作组莅临南京,对军事学院进行了实地考察。

无论缘由如何,彼时他们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均显失公允,存在诸多问题。

他们在报告中提到: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显著的不足便是教条主义的倾向较为严重。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军当前的实际状况存在较大脱节。在教材编写与作业设计过程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关注不足,多数情况下采纳了“一长制”的原则。

“……就学院而言,自成立以来已逾六年,然而在结合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方面,却尚未获得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在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五个整风文件之后,众多同志已深刻认识到抵制教条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院党委却仍处于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拖延不决的状态,未能毅然作出决策,导致党委在教学工作上的领导水平滞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

刘伯承在上海疗伤。

02

自1956年的寒冬伊始,刘伯承元帅便因脑疾遗憾地告别了军事学院。对于这位亲手创建的顶级军事教育机构的离任,刘帅内心的感触自是难以言表。在凛冽的寒风中,他对前来送行的战友们感慨道:

“看来我只能是名誉院长了。”

言及此,他眼中泪光闪烁,那些为他送行的人亦纷纷泪湿眼眶。

毕业后,尽管身在别处,心却依旧牵挂着军事学院的点点滴滴。国防部最新报告传来,他的心情愈发沉重。躺在病榻上,他陷入了深刻的沉思:在我领导学院期间,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痕迹?是否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起初,我们严格遵循苏联的军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注意到部分学员难以适应,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算不算教条主义呢?如果在借鉴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法时,存在某些生搬硬套的问题,那么这也不应被定义为教条主义。尽管诸多疑惑难以解开,他还是努力从自身出发,反思这些问题。

往昔时光,刘伯承常夜不成寐。在短短一个多月间,他接连致信多位人士,倾述了自己的见解与心绪。

他致信于学院负责日常事务的陈伯钧副院长与钟期光副政委,恳请他们严格遵循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精神:

“党委深入剖析,展开集体研讨,秉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结合群众路线,定能取得显著成效。”

军事学院党委迅速召集了全体委员进行会议。尽管他们对国防部报告的核心论点持有异议,但仍然通过了《关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深入发展的决议》,并对学院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细致的审查。

此刻,正在北京负责军委训练总监部日常事务的萧克上将针对彭德怀同志的汇报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萧克上将认为,彭总对于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的看法略显过于严峻。他坚信,这仅仅是教学内容与我国军队的现实状况存在些许不匹配。

萧克将军致信彭德怀,就其观点公开发表不同看法。他特别指出,彭德怀在即将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革命化”相互对立的表述,实为不当。他坚信此种说法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03

意见纷呈,对事理各有见解,本是常理。众人将观点悉数陈列,激烈辩论,争辩得脸红耳赤,以期辨明是非曲直,这在党内是容许的。令人忧虑的是,那些心怀叵测之人趁机介入。

几乎与刘伯承致信军事学院领导之际,北京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亦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中。

有必要补充数语以飨读者。训练总监部,成立于建国初期,隶属于军委,后因反教条主义运动而予以撤销。该部首任部长由刘伯承担任,继任者为叶剑英元帅代理,随后萧克将军接任部长之职。

鉴于训练总监部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他们对军事学院在反“教条主义”方面的动向尤为警觉。

……恰逢军委扩大会议在即,然而议题尚未最终锁定为反教条主义。在我接到有关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问题的材料后(系他人告知),我深知此事之重要性,并认为将其作为会议主题实乃当务之急,军委扩大会议理应具备明确的思想导向。我将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亦认同此观点,并决定开展这场斗争。会议的召开乃毛主席之决断,而材料则由×××提供,正因如此,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核心的军委扩大会议才得以成功举办。

原本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如今却逐渐变得错综复杂。

军委扩大会议伊始,便明确指出本次会议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在军队高层干部的集会上推行“四大”,这在当时无疑是颇具创新意味的举措。面对全国形势的飞速发展,军队亦应展现出一番崭新的风貌!

面对当前形势,众多同志均显露出明显的抵触之情。中将程世才便曾直言不讳:“我虽能提供炮弹,却无意充当炮手!”此言一出,自然引发了大小会议上的广泛批评。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前期阶段,与会者尚有发言的自由。即便有人对教条主义的盛行程度持有不同看法,亦能畅所欲言。然而,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气氛愈发浓厚。

显而易见,这场斗争的锋芒直指两位军事统帅——刘伯承与叶剑英。在这场风起云涌的较量中,刘伯承更是首当其冲,承受着最为激烈的冲击。

04

刘伯承原本身处异地,正在疗养身体,然而接获会议通知后,他只得匆忙启程,赶赴北京。

踏上离别的南京之际,刘伯承心中便萌生了不祥的预兆。整夜未眠,原本脆弱的双眼更是血丝纵横,其鲜红程度令人心惊。在火车车厢中,他又经历了不眠之夜。待列车缓缓停下,他的病情已然加剧,眼压飙升至七十毫米汞柱以上。

他于北京医院安顿下来,治疗与反省并行不悖。即便面临失明的风险,他依然坚持,字斟句酌地撰写着自我检讨。

7月10日,刘伯承步入怀仁堂,在他人扶持下缓缓登上了讲台。刘帅一生无数次踏上讲坛,无论是传授军事理论,或是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他总是游刃有余。然而,今日的他却不得不在此进行一番违心的自我批评。

他在向军队高级干部汇报自进入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情况时,既坦诚地呈现了实事求是的事实,又不乏自我批评的真诚。刘伯承进行自我检查,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那就是试图保护一群同志,期望这一事件能够平息。然而,他的这种善意还是过于单纯。随着军委扩大会议的进展,斗争愈发激烈,愈发难以平息。

萧克、李达等同志屡遭无情批判。批判与检讨循环往复,却始终未能获得谅解。唯有他们承认反党,方可获得赦免。谈及往事,萧克将军即便到了晚年,仍对之愤慨不已。

“我正是在革命面临重重困难之际,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党的行列。若要求我承认反党,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直言不讳地发表了几句真知灼见,随即遭受了严厉的处罚,他的肩章被剥夺,并被推搡至台下跌落,随即被扣押在台下。

自此,这些人的境遇愈发艰难,最终均遭到了组织的惩处。萧克与李达二人被剥夺了原有职务,被调至地方任职。而其他一些同志,亦不乏受到党纪或政纪的惩处,职位和级别均有所降低。

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后,刘伯承元帅的情绪愈发低落,沉默寡言。他时而端坐于椅,时而伫立窗边,许久不曾开口。

在日后的岁月里,教条主义的重负犹如一座巨石,沉重地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胸膛之上。当“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他的视力几乎丧失,对于那股极左的狂潮,他愈发感到难以理解。然而,他仍旧坚信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评判,这一时刻正缓缓临近。即便自1959年起彭德怀便历经磨难,但他仍在其有生之年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指示自己的侄子彭继超拜访萧克同志,并向萧克同志倾诉道:

“在那1958年的岁月里,同志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深感愧疚。对于这段历史,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此次斗争的平反,实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政治部亦特地发布文件,对因反教条主义运动而受到伤害的同志进行全面平反,恢复其名誉。

刘伯承同志听不到了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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